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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关日报数字报

中国为什么能成功

2016年04月25日 14:38
来源:中国网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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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它是选择了对冲机制,开放了权利通道,而关闭了权力通道,产生社会的生产性极力,避免分配性极力,所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发展。

中国在发展,乃至在崛起,一个发展中国家,成为世界大国,乃至于强国,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、中国梦的国家,一定是需要有世界的眼光,有国际的视野,一定要在比较研究当中,通过认识别人所走过的道路更多的受到教育和启发。通过对亚洲的发展来思考一下中国的发展更有意义。

第一,工业化发展的策略问题,也就是对冲发展的问题。以往研究政治发展谈论的都是性质论,具体到社会发展问题时,就是强调中国和其他国家不一样。其实很多差异并不完全是由性质带来的,有一些差异是阶段性的,就是发展的阶段。因此,中国之所以在30年里,在最大的人口范围里初步实现了工业化、城镇化、现代化的原因归功于中国的方方面面。

成功的亚洲发展中国家,在发展中无一例外的采取开放社会权利,集中国家权力的发展策略。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保障人民的权利,让人民有自由。让人民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,能够让人民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去奋斗、追求。发挥人民焕发出来巨大的积极性、主动性和创造性。

一个重要发现是亚洲的成功的发展中国家,包括韩国、日本、泰国、印尼、越南等都有一个基本的策略,向人民开放,扩大社会的自由,给人民权利,主要是经济社会权利与保障。由此形成了一种整个社会的经济预期,于此叠加开放的市场,扩大自由,允许自由流动,自由迁徙,放松监管。因此调动了整个社会的创造业的发展积极性。

另一个重要的发展发现是,亚洲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像美国和英国在工业化时期在开放中选举,他们发展的策略和作为社会发展机制相似。

多数国家在工业化时期都是采取双向民主:一是保障权利,二是开放国家权力(就是竞选),由此形成对冲机制。实际上亚洲的发展中国家的民主道路,首先开放一个权力,同时关闭另一个权力而形成对冲。据马克思研究,在工业化时期不仅是生产力的再生产,也是生产关系的再生产,也是政治制度的再生产。在这个过程中,所谓的工业化带来的社会的变迁,就是经济基础上层建筑产生了变化,或者按照马克思主义的研究,生产力在生产关系领域,经济基础在上层建筑,社会大流动,身份大改变,财富大增加,关系大变化,这四大的连接是这四大变化。在四大变化当中,去实现了个人的发展,社会的发展,以及社会结构的重构。

社会结构的重构有两种路径,一种是经济路径。当一个社会在工业化大流动的时候,如果开放了经济的管道,社会的管道,同时也开放了政治的管道。人们追求自己的利益,一种是个体化的,就是通过经济的手段,通过自己的努力,通过创造,通过经营活动,生产活动,科研活动去获得利益,改变身份;另一种是政治路径。人作为天生的政治动物,也可以集体行动,通过不断的政党活动,选举活动,政治斗争去改变分配规则,政治是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各分配的总开关,解决政治问题同样可以实现自由的目的。

所以人类社会在工业化过程中有两种激励机制——一个是生产性激励,就是促进人们通过生产经营活动,通过个人的努力去实现社会,再实现个人的发展。还有一种是通过集体行为,政治行为,通过选举,通过政党,通过政治去实现,这是分配性的机制。也就是改变分配规则,重新洗牌。

亚洲发展中国家之所以成功,中国之所以成功,是因为它是选择了对冲机制,开放了权利通道,而关闭了权力通道,产生社会的生产性极力,避免分配性极力,所以在一个相对稳定的情况下实现了经济的发展。所以要自觉地意识到中国的体制究竟给中国的工业化会带来什么,究竟会给人民带来什么,应该吸取国际上的一些经验和教训。

第二,亚洲的民主转型问题。条条大路通罗马,大路条条各不同。相似性更在于内部的机制,而差异性往往是具体的说法和做法。欧洲是在中产阶级的推动下发生社会转型的,但是在亚洲,工业化过程中产生的新兴社会集团,以及社会集团之间的利益的整合、裂变导致了所谓的民主转型。例如,在韩国推动民主转型是新工人阶级和财阀集团;在台湾,支持社会转型的是南方的草根——中小企业者和市民。

而对于新结构重塑,有三个变化:

第一个变化,社会结构由原来比较简单的结构变成一个比较复杂的结构。而且结构各得其所,即结构的稳固;第二个变化,精英集团的整合,国家的权力永远掌握在少数人手里;第三个变化,保守意识,保守意识与社会集团的整合和精英集团的整合是有关系的。民主转型,是从意识形态的角度来说,最大的问题就是民粹主义。

总体而言,亚洲的发展经验与人均GDP没有太大关系,而与城市化率有很大关系——因为工业化带来城市化,城市化率就标志着社会结构的变化。亚洲所有的发展中国家城市化率超过65%的转型比较平稳。所以65%城市化率是国家转型的一个转折点。

最后,发展的策略是可以主观选择的,而转型也是个进程问题。在研究的亚洲国家中,最典型的是菲律宾和印度。这两个国家有相似之处,都没有经历过革命,原有社会结构没有发生改变,菲律宾还是家族制度,印度还是种性制度。其它的亚洲国家,或革命,或战争,或改革,都摧毁了原有的社会结构,出现了可能相对平等的参与。当实行对冲策略的时,社会的工业化进程开始,政治的结构基础不一样就导致了差别。

注:本文根据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略研究院“双周论坛”学术研讨会(2016年第1期)——“亚洲政治发展,比较研究视野下的中国思索”发言整理(房宁 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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